2002年
JIA成立之前
“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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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心志”的两位村民
中国营员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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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我第一次在潮州市岭后村开展工作营的时候,有两位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村民。主要是他们两位让我留在中国,成立JIA,到现在继续做工作营。
第一位是苏振权。我2002年9月考察岭后村之后到11月时为期三个星期工作营开始的前几天,我一直以为村民们是“可怜的弱势群体”。后来,我知道,在某个方面可以说他们是“弱势”,但是绝大方面他们不是,特别苏振权。他的克服困难的精神让我非常感动,我开始尊敬他,向他学习坚强的精神。我觉得更多的人需要认识他和他的人生。但,当时只有6个日本人有这个机会。我想中国大学生也应该有机会认识他。
另外一位是蔡玩卿。她眼睛看不见,手指基本都没有,不能走路,在黑暗的屋子里整一天坐在木板床上。我们每一次去她那里,每一次和她的距离近一点,发现她是非常亲切的奶奶。有一天她生病了,感觉要死一样。但是,没有家人过来看她。那时候我对麻风病的歧视非常生气,生气得我的骨头都摇着。当时我觉得,如果中国大学生会组织工作营,经常来岭后村,人的来往就变成一个自然的事情,之后也许家人也愿意来岭后村,也许蔡玩卿也可以回家。
这样子,通过两期一共6个星期的岭后工作营,我和岭后村村民们建立人和人纽带。这个纽带让我产生以上开头的两颗心志。所以,我决定2003年3月在日本的大学毕业后,4月开始住在岭后村,一边住在岭后村准备工作营,一边在当地学校招募营员。2003年8月份,在广东省潮州市岭后村和清远市杨坑村(2001年日本友好国际工作营关西委员会和韩国和平营开营的村子,现新桥村)中国大学生营员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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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中国大学生
开始工作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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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的增加
人才、信息、资金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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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8月的两个工作营以后,2003年10月,蔡韩(广东商学院,现广州BUT(Back
up Team, 后援组)成员)在杨坑村组织了一期小型工作营。王志伟(广东商学院,现广州BUT成员)和冯浩殷(于2004年9月到2005年5月为JIA委员会成员)参加了这次工作营。自此,工作营逐渐在中国扎根。
慢慢地,中国营员也开始参与到工作营的营地开拓中。
2003年9月,梁栋彬(暨南大学,现广州BUT成员)与当时做为FIWC关东成员身份的我以及吉田亮辅一起到广东吴川的土光康复村开展行政考察,之后在湛江师范学院组织了工作营的介绍会。2003年12月蔡韩和我又去到广西桂林的平山康复村开展了行政考察,并在其后在广西医科大学组织了工作营介绍会。
2004年2月,土光,平山,藤桥(早稻田大学平山郁夫纪念志愿者中心西尾雄志与中山大学合作开展)3个营地加入到工作营营地的名单中来。同年5月,冯浩殷与我以及云南农业大学的营员到云南楚雄的火山村一起开展了行政考察。
截止到2004年5月,营地的数量迅速增多:从2001年的1个增加到2004年8月的7个。这带来一些需求和问题:工作营协调员的需求,工作营项目经费的需求,信息交流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急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工作营协调中心来处理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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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
JIA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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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JIA筹备委员会
JIA的功能
JIA的命名
召开JIA成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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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工作营协调员,如蔡韩、王志伟、冯浩殷、韩国和平营的姜相敏和我意识到上述问题,我在2004年6月1日发起成立“Childish 委员会”(名字基于当日是中国的儿童节),作为当时还没有起名的“工作营协调中心”的筹备委员会。2004年7月,广东潮州的营员蔡洁珊也加入到委员会中。筹委会的会议以数天一次的频率不定期召开,每次都在广东商学院对面的一个饭店开会。当时我们真的是“Childish”,只是凭热情做事。
那时候我们做好JIA的蓝图。以下是会议的一些结论:
l 工作营协调中心不是为直接开展工作营而成立的,而是为了支持各地营员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营而设的。
l 为了保证本土营员的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致力于成立“地区委员会”,以提供一个同一地区的工作营组织的合作平台,由当地的营员在周边地区的营地开展活动。
l 中心为本土所提供的支持包括:工作营信息分享,工作营组织和地区委员会之间的信息交流;营员培训;一个连接本土营员和全球营员以及基金会,民间组织等的合作网络。
这工作营协调中心的名字当然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本土的机构,我提议用一个汉字来起名。我们考虑过 “动”,“想”,“爱”,“桥”,“心”,“和”…。最后是冯浩殷提出来“家”,大家都立刻认同了。后来开始想英语名字,提过“HOME”,“FAMILY”等,但是最后是直接用中文拼音“JIA”。2004年7月12日我和蔡洁珊一起工作,结束后喝酒的时候,讨论“JIA”英语字母代表什么英语。结果,我们想出来“Joy
in Action”。
JIA应该在与当时各地营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成立。因此,“Childish委员会”与FIWC关东委员会,在日本财团的资助下,组织了第一届工作营国际网络大会(现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邀请了夏季工作营7个营地的营员代表以及广东,广西,云南,韩国和日本的相关组织共95人参加。会上,代表们商议了营地迅速增加带来的信息交流,人力和资金等资源问题。最后,大家都意识到成立一个工作营协调中心的必要性。随即,我们当场宣布了JIA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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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成立JIA之后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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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委员会”
---决策和执行机关
JIA委员会的人事
JIA委员会的角色
---对地区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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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JIA之后,2004年9月,“Childish委员会”转变为JIA 委员会。其成员有蔡韩、蔡洁珊、冯浩殷、王志伟、姜相敏和我,我们都曾为“Childish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曾和我紧密合作组织大会的吉田亮辅(FIWC关东委员会)和有着一定社会资源的李攀燕(暨南大学)也加入到委员会中。
自2004年9月之后,JIA 委员会决定原则上在每两个星期的星期六下午两点在JIA办公室召开例会。 JIA 委员会同时担当了决策和执行的主体,如下:
l 原田燎太郎: 总干事
l 姜相敏: 项目部长
l 冯浩殷: 项目协调员
l 王志伟: 信息部长
l 李攀燕: 公关部长 (2004年11月起为 符林)
l 蔡韩: 公关助理
l 吉田亮辅: 公关助理 (2004年11月起为 麦根华)
l 蔡洁珊: 会计
然而,由于刚刚成立,缺乏经验,上述部门运作不良。大家的实际工作是对广东,广西和云南工作营的管理:
l 原田燎太郎: 广州地区 (2004年11月起为 麦根华)
l 姜相敏: 云南地区
l 冯浩殷: 广西地区 (2005年5月,冯浩殷退出JIA 委员会。王志伟和我接手其位置,我负责桂林,王志伟负责南宁)
l 王志伟: 湛江地区 (自2005年4月为 谢韵)
l 吉田亮辅: 潮汕地区 (自2004年11月为 蔡洁珊)
上述成员从各个地区收集信息后汇报到JIA 委员会,再把JIA委员会的决定反馈到各个地区。
然而,在当时,我们的理想是各个地区能够独立地开展自己的工作营。因此,每位JIA 委员会的成员不是管理者而只是信息传递人。但实际上,由于各个地区的经验有限,这些联系人们又同时担当着管理者的角色。联系人们协助各个地区组织工作营以及图片展,宣讲会和培训等相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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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
成立JIA工作营地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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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广州委员会、云南委员会、湛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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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JIA 委员会还是鼓励各个地区通过成立“JIA 工作营地区委员会”的办法实现自立。当时的地区委员会是同一地区工作营社团的合作平台。2004年9月26日,广州委员会 (广州委员会)成立了,其成员有广东商学院,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同年10月,云南委员会 (云南委员)由云南农业大学的营员们成立了。2005年2月25日,湛江委员会(ZJC)由湛江师范学院和广东海洋大学成立了。
当时,因为广州地区有着最长的工作营发展历史,经验相对丰富,而且我们只有一个广州办公室,考虑到地理问题,JIA 委员会直接在广州委员会中任命新的JIA委员会成员接替。
另外一个直接任命的原因是,广州委员会由于地缘关系,能够更紧密地和JIA合作,得以更迅速地发展,所带动出来的“优秀营员”正好迎合了JIA 委员会的成员需求。
JIA委员会也寄望广州委员会能够做得更好,成为各个地区的模范。由此带来的一个忧虑是广州委员会的迅速发展会让其在其他地区继续担演主导角色,而使得这些地区继续依赖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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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
地区发展和新的资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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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第一期协调员培训
笹川记念保健协力财团的资助
开始采用工作营筹备组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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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广州委员会培养协调员,JIA在2004年11月举办了第一期协调员培训。而这批协调员在接下来的2005年2月冬季工作营中表现得颇为独立。
这给JIA办公室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契机。开始发展的JIA被邀请参与ILEP2004年12月在云南昆明举办的中国麻风病服务非政府组织大会上介绍机构,并获得笹川记念保健协力财团的资助。因此,JIA在云南昆明成立了第二个办公室,由姜相敏负责云南办公室的工作。
通过两个办公室的努力,地区委员会得以逐步发展。这段时期,各个地区了解如何独立地开展工作营,“PT(Project
Team, 项目小组)”的运作模式以及王志伟在2005年3月提出来的“面包计划”在各个地区得以推广,这使工作营协调员负担得以减轻的同时能够培养新的协调员。JIA 委员们逐渐由管理者转化为联系人的角色。
随着地区的发展,JIA办公室能够腾出精力来组织公关活动以及建立更多合作关系。当时作为Yale大学博士生来研究华南地区NGO的Anthony
J. SPIRES参与了JIA2005年6月举办的慈善音乐会,开始对JIA感兴趣,后来他在2006年春季参工作营,确信工作营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于是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联系,其项目官员Shenyu
BELSKY参与2006年在桂林举办的大会,她听到各个地区活泼地自豪地介绍自己地区报告时眼睛红了,特别地感动,便从2007年开始资助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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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年
JIA委员会和
地区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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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
“猜测”的年度计划
广州委员会的“倒退”
其他地区的发展
两个办公室之间的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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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各个地区都开始发展,但是JIA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没有改变,所以在委员会和地区之间产生了隔阂。
2006年6月,JIA委员会建立了“JIA营员小组网络”,诸如法律援助组,护理组,口述史组,后援助和项目发展组等小组相继成立。这些小组在各个地区都有分支,他们彼此保持联系,构建成为一个团队网络。这些小组都有一些相应的如律师,医生,学者等专业人士作为顾问,以解决营地相关的问题。但,事实说明这个网络并没有运作起来,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得到各个地区的大多数营员充分理解,使得这落为一个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案例,这正是计划失败的原因。但是此后作为始作俑者,JIA办公室也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告或者尝试寻找替代方案。
另外一个和营员自发性相反的工作方式是年度计划制定过程。随着JIA的资助者增加,JIA委员会必须提前制作出包括地区计划在内的年度计划。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委员会的成员流动性较大,要求各个地区制作出年度计划是极为困难的。因此,JIA 委员会缺乏一个可行的方法让各个地区在合适的时间内制作出年度计划,而又不耽误资助申请的周期,所以只能通过“猜测”各个地区需求(如村落考察计划)的方式来制作年度计划,以便及时递交给资助者。基金会通过计划之后,一些地区有时候并没有能力去好好利用到手资源,使得宝贵的资源反而成为大家的“负担”。
还有,广州委员会出现“倒退”和地区决策性意见反馈出现了困难。2005年8月的第二届大会上,叶远洋(中山大学),陈喆彤(暨南大学)和苏韶慧(广东商学院)被指定为JIA 委员会的新任委员,接替即将毕业离校加入后援组的谢韵,麦根华和蔡韩的位置。但是,陈喆彤和陈明智不能每一次出席JIA 委员会的例会。这表明从广州委员会直接产生JIA 委员的方式不再可行了。因为他们同时期也在担当广州委员会中重要工作营的协调员,难以在广州委员会和JIA 委员会之间取得平衡。叶远洋和苏韶慧虽然为JIA委员会投入了更多精力,但是他们还得肩负着广州委员会工作营协调员的工作。
如上述,广州委员会由于被JIA 委员会“占用”了工作营协调员而出现“倒退”。没有好的工作营协调员,广州委员会的例会变得低效,甚至组建工作营项目都出现困难。结果,工作营质量开始下降。能够接班的优秀工作营协调员自然也不会在质量低下的工作营中诞生。
另一方面,其它的地区委员会开始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地区代表来在JIA委员会上表达意愿,参与决策。而地理的隔阂给原先来自广州的“联系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工作困难,之前的“指导、支持和建议”作用越来越低,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它地区委员会有所发展。
再加上,两个办公室之间的沟通也有问题。由于地理距离的阻隔以及资源的缺乏,两个办公室之间的沟通出现严重障碍。缺乏沟通给项目执行带来种种麻烦,给效率和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在JIA增设第二个办公室之前,广州办公室(内外)还没有一套稳定的工作办法,在这样的前提下增设一个办公室使工作更容易出现混乱。而协调中心的混乱使整个网络的稳定发展显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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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
JIA混乱期-黑暗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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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委员会
和
JIA管理委员会
盲目开拓新营地
成立南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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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广西办公室于2007年1月成立。成立目的是:支持工作营在广西3个地区(桂林,河池,南宁)的发展;利用地理优势,促进广西,广东和云南营员之间的经验交流。随着它的成立,JIA 委员会也改组,成员为王志伟 (广州办公室负责人),原田燎太郎 (广西办公室负责人) 和姜相敏 (云南办公室负责人)。而另外一个名为“JIA管理委员会”(JMC)的组织成立了,它由JIA委员会以及张香明(广州),刘森林(湛江),张柔 (潮汕),路敏(南宁),徐少林(桂林)和曾庭梅(云南)等学生地区代表组成。
JIA 委员会,就是三个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决策和执行的主体,而JMC则是为 JIA 委员会掌握各个地区最新动态以及给各个地区传递JIA办公室的决定而设立的。这样,JIA 委员会就能够作为资深工作者,站在长远的角度考虑再做出决策,同时不必要“占用”广州委员会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握各个地区的想法,让其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可是,在这个阶段,JIA 委员会,JMC和办公室的运作都不顺畅。JIA 委员会没有定期召开,并且没有会议记录。JMC的大部分成员不理解JMC的功能,使得会议更像流水报告。JIA委员会也没有一套可行和稳定的办法来让地区参与会议,也没有任何方法确保地区代表的表述确实符合实际,其代表性有限。办公室的工作也并不顺利–云南极力为内地社团注册事务工作但前景不明,地区发展却一直被搁置;为此广州办公室也在配合云南办公室,但是由于欠缺对项目的沟通而感到失望。为此,广州办公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改善工作,但实际收效寥寥。
除了通讯组和广州的后援组以外,营员小组网络近乎瘫痪。这使各地营员感到很疑惑,只能任其“自生自灭”。至今,这个体制是否宣告取消也并无定案。
而且这个时候,不管地域,我们盲目地开拓新营地。2006年7月去湖南吉首进行行政考察,10月开始开营。2007年5月又去湖南吉首和长沙开展行政考察。2008年3月则去海南考察。我们工作营营地增加得太快,2006年26个工作营,2007年52个工作营。而且在没有考虑清楚发展方向的情况下,2007年8月又开展了学校工作营,但是却没有什么这方面项目管理的概念。
这段时间是JIA 办公室一个巨大的损失。
但,损失中的意外收获是地区的独立性。这个时期JIA办公室不能协助一些地区如营员培训的项目,各个地区便自行开展,办公室干预甚少。虽然这使得培训的质量无法保证,但是各个地区委员会却从此意识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想法来发展自己。这个改变使得各个地区变得更加独立和主动。像南宁地区委员会在2007年5月19日成立了,当时不少地区已经能够自行制定年度计划并实行。
但是,JIA委员会却没有能让地区更多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甚至难以拿出自己的年度计划,这使一些地区感到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办公室关闭了,给南宁的营员非常大的打击,我就消沉地在2007年5月底回去广州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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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下半年
JIA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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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JIA改善组
改善方案=新章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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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8年,年初是雪灾,非常冷的一个冬天,感觉我们JIA这个组织也快冻死。我已经非常地了解迫切需要改善JIA整个组织,但是当时作为广州办公室负责人的我不能一个人决定,要和云南办公室商量。可是云南办公室的意见不同,我只能和云南办公室继续商量,却仍然不能看到可以解决问题的曙光。
2008年8月的大会就似乎反映了组织的混乱,大会中途大型台风登陆,干扰会场,需要整体搬到另外一个场地。
JIA再没有改善,JIA就崩溃了。我在2008年9月终于做了决定,广州办公室和其管理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海南(当时所谓的JIA东部网络)自行进行改善工作。2008年10月18日我发起JIA改善组,广州办公室的所有员工和各个地区的代表加入了改善组。
经过两次面对面的会议讨论和邮件组讨论,我们了解问题的根本是我们没有有效的章程,也就是说章程规定JIA是什么,JIA的成员是谁,谁做决策,谁做执行,责任在谁的身上等,就可以解决当时大部分的问题。改善组制作改善方案作为整理新章程的方案,据这个章程,2008年12月27日成立JIA理事会,而各个地区的志愿者成为JIA的会员,地区与办公室一起构成JIA整个机构。JIA从2009年起和云南办公室分开运作,作为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重新开始了其在本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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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第一份合作完成的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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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不是“猜测”的计划
还不成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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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JIA的资助方增加后,JIA也有自己的年度计划,但是如上文所说,年度计划更多是JIA委员会为了活动更多资源“猜测”地区想法和制作的,不是地区(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完成。而在JIA改善后,JIA办公室和地区成为合作关系,办公室用经验对地区发展进行支持,并不是取代地区的声音,因此制作地区需求的年度计划就非常地有必要。于是在2008年12月初,由秘书长太郎授权办公室项目部设计了年度计划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地区来年的项目需求和地区发展需要。地区代表收到问卷后组织本地区内有经验的志愿者讨论完成,整理发回办公室,办公室再与其它地区的需求进行整合,并根据经验对地区计划开展的项目进行次数上的简单调整,整理成文,最终在2008年12月的JIA理事会上通过了JIA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年度计划。
但是这个时候的年度计划还是简单和草率的,只是雏形,没有包含除去项目外更多的发展信息,没有包含作为JIA的成员之一办公室的计划。而地区代表当时也是由新一届的学生志愿者担任,在经历了JIA的冰雪期后,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办公室更多的支持,虽然掌握着地区动态和需求,能将其自主性反映到计划上,但是在计划的执行上仍然凌乱。工作营历史较长的地区委员会,例如广州、南宁等地区将在JIA理事会上通过的年度计划整理,抽取与本地区有关的部分制作成地区执行年度计划,用以保证新任的地区代表和地区理事们能够了解并执行。
然而这样的经验当时还没有得到推广,从2009年年度计划项目执行的混乱中就可以看出来,例如一些地区的行政考察,到了即将递交报告的2010年2月才发现没有完成而紧急分派项目,执行遗漏、财务报账拖沓等等,地区的自主性还没有完全发挥。还有一个地区代表因为电脑坏了而完全忘记问卷的事情,在要回收问卷的当天才想起来,于是凭自己个人的想法随便填写。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地区代表虽然熟悉情况,但没有和其它成员进行讨论,凭借一己之力来传达信息。
2009年年度计划的操作办法能够体现地区的自主性,保留下来并逐渐稳定,2010年年度计划反映了地区除去项目外其它更具体的需求,如信息平台,筹资方向等,2011年年度计划添加了办公室自身的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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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
JIA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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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章程召开大会
由地区发起的议题讨论
JIA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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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也提及,2004年JIA组织了第一届工作营国际网络大会,随后每年的8月下旬都持续的组织。但在2008年底完成JIA的改善之后,按照章程,我们需要一个会议来汇报JIA理事会的工作情况,对各地区的会员负责。同时来自各地区的会员代表们也需要将地区内工作营发展方向的困惑和经验进行分享,因此,网络大会正式更名为会员代表大会,正式设置了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环节,保留了地区报告和讨论的环节,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2009年8月23日-24日在广西南宁市的蕾雨宾馆开展。
为了调动地区的独立性,从2004年至今,地区报告的环节都是由来自地区内的志愿者代表展示。但讨论环节由于之前建立JIA营员小组网络的设想,都是由JIA委员会制定议题进行,地区再分配营员参与,并没有更多的思考和后续热情。在2008年地区独立性增强的背景下,08年网络大会取消了营员小组式讨论,尝试由地区发起议题的方式。但是因为当时两个办公室沟通的不顺畅,影响网络大会的实际操作,议题的确定和讨论方式都乱七八糟,讨论后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都没有帮助,也没有讨论会议资料留下来。2009年大会确定了地区发起议题并组织讨论的方式,地区的主动性增加许多,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办法,这两年一些议题的讨论也开始显示出对工作营的促进作用,09年讨论的跨地区合作就促成了之后几次跨地区合办交流会的项目。
在2009年的大会酒会上,来自广州后援组(Back
Up Team,简称BUT)的麦根华很激动的说“JIA走到今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经历了寒冬,JIA真正开始复苏了。
但这个复苏还是真的只是开头,即使是有了会员代表大会的形式,会员们也没有全面意识到自己是JIA的主人,在会员代表大会的表决结束之后,来自桂林的领队吴辉丽说“我都不知道有投票的环节,报告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听啊”。还好,她后来努力发展桂林地区工作营,成为10-11届的地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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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
新地区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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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长沙地区
JIA理事会的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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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到2008年间,JIA急于“开拓进取”的步伐带来了许多影响,历史最长的潮汕地区因志愿者人力缺失,和其它地区沟通严重滞后,在2008年JIA第一次理事会上没有再作为地区在JIA架构中出现,而是成为了广州地区的一个团体;而已经播撒了工作营种子的海口、吉首、宜昌等地,作为JIA的新兴地区出现。经过了2009年会员制的推广,长沙和潮汕的志愿者认识到作为一个地区发展的独立性,向JIA理事会递交申请成为地区独立运作。
但是,当时的JIA理事会很稚嫩,不能和秘书长合作讨论来决定JIA的每项事宜。作为JIA秘书长的太郎一向心软,在没有成文规定明确地区申请细节的情况下同时接受两个地区申请,并且直接拿到2009年12月即JIA第六次理事会上做讨论进行当场决策。结果是潮汕没有通过,长沙通过申请成立地区。当时,理事会的地区代表们对潮汕和长沙的了解不多,仅仅凭申请的两页纸介绍和地区计划,理事们就必须站在JIA整体的角度来决定,这是很困难的。且不论办公室在那个时期的人力状况,如此草率的决定对长沙和潮汕工作营的健康发展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对志愿者的积极性有打击,对地区发展方向有盲目引导。
经历了类似这样的会议讨论和摸索,理事会的工作方式和经验才逐步积累起来。地区申请等更多尚未完善的程序开始清晰,JIA理事会学习监督办公室工作及其它方面的职责,开始带领JIA发展。
从2009年至今,根据人力实际情况,JIA仍保持着9个地区的组成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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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地区团体及后援组(毕业志愿者团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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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数目暂时稳定下来后,地区内团体都相应发展,特别明显的是广州地区,团体数量增加,并且团体设置有联系人,有稳定的信息传递方式。
另外,继广州BUT成立之后,在2008-2010年间经历过JIA改善的营员们慢慢毕业,认识到地区经验传承对于独立性的必要,都以不同的形式和一线志愿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寻求途径对地区进行支持。2010年后,每个地区都积蓄了数量不等的毕业后援营员,例如,广州毕业营员独立成为地区,桂林毕业营员成为团体挂靠在地区下等,这些毕业营员对地区的资源和经验等其它方面进行补足。
推广JIA会员制中期望解决的志愿者归属感不强问题得到缓解,改善时希望此架构能够带来的地区自主回馈、支持等愿望确实存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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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地区开始形成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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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地区理事组和
职能小组
期刊通讯员团队
JIA财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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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区内团体数目增加,工作营数量增长,地区日常的活动如交流会、宣传等也应对需求而更多开展,需要更多人力投入到地区运作的工作中。但是学生志愿者时间精力有限制,并非每个人每类工作都能肩负,因此各地区为了满足发展,纷纷改革,设置地区理事并进行职能分工。这样,地区对资源的调配就较为合理,并且团队合作减少了地区代表凭个人力量来运作地区的风险。在2010年8月的会员代表大会上,每个地区在说明地区现状的时候都介绍了本地区内理事组的分工。
现行8个学生地区中(BUT除外)每个地区的设置都效仿办公室的部门分工,主要包含:项目组、信息组(不同地区名称稍有差异),财务组这三个基本职能组,说明现在的地区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这几个职能组发挥作用。于是,办公室从原来只是项目部花费大量时间接触地区项目组和协调员的情况,逐步变成财务部和行政部(主管信息流通)和地区建立起固定的联系,之后发展成为与地区组建团队。
主管信息的办公室行政部工作之一就有负责JIA期刊的编辑,2009年之前期刊都只是工作营的营员感受,没有可读性,地区信息不能借助期刊平台进行流通。2009年10月办公室行政部发起了JIA改善后的第一次通讯员培训,每个地区自行推选1位志愿者参加培训,培训学习基础稿件技能后,志愿者们就期刊的多种问题进行了讨论,将期刊版面整改。此后,来自地区内的志愿者担任地区通讯员,并且自主讨论决定每期期刊主题,在地区内自发征稿。至此,JIA编辑团队(通讯员团队)稳定下来,较之JIA营员小组网络,有了更多存在的热情。
而在2011年4月,办公室财务部也开展了针对地区财务组的培训,各地区均推荐了1-2名志愿者参加培训。至此,JIA办公室在机构的支持角色而并非是管理人员的定位也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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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1年
员工的变动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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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缓慢发展的过程中,办公室的定位很重要,而工作人员的稳定性也很重要。因为JIA志愿者自主的模式,如果不能认同并且理解,几乎不可能开展工作。热情、年轻、最好有工作营经验等等条件,使得办公室人员的招募一直相当谨慎,而公益从业者的薪酬较低,工作量过大和不稳定也成为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巨大困难。
如上文所述,2008年改善时期,广州办公室的全职工作人员只有2名,兼职1名,即原田燎太郎(筹资部),王志伟(项目部),陈鹏(财务部),随后办公室人员发生了一系列波动:
l 2008年陈跃(行政部)和颜循芳(项目部)于8月、10月进行办公室工作
l 2009年4月,项目部王志伟离职,2009年10月崔丹维进入项目部
l 2009年11月财务部陈鹏离职,随后王达进入财务部接替其职务
l 2010年4月邱国献进入项目部
l 2010年7月崔丹维离职,同年林胤岳于10月进入项目部工作
l 2011年7月,行政部陈跃离职,张一冰作为实习生进入办公室协助接替部分工作
l 另外,原来在2010年协助筹资的兼职孙明君也在2011年4月由雷龙杰接替其工作
在长串的人员变更名单中,办公室流失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对JIA的稳定性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对地区的支持工作没能迅速开展,使地区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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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志愿者中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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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搬迁
项目部工作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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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办公室因为房租上涨等原因进行搬迁。搬迁后的办公室位于广州大学城内。选址大学城的原因之一是在地理上更接近大学生志愿者,并且拥有更大的空间,方便志愿者开展活动时候使用。
而随着广西资源的增多,考虑到广西驻有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在2010年8月设置了项目部南宁工作驿站。驿站目前工作居住两用,用漂书(营员提供书来借阅)、看片会等小型活动来推动志愿者对驿站的使用率,也培养学习氛围。同时尝试提供些许机会给JIA的志愿者与其它机构的人员或志愿者进行交流。
无论广州办公室还是南宁驿站,往志愿者中心方向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提高志愿者对办公室工作的理解,以及建立更多归属感即JIA的感觉,最终能够自主的管理办公室(驿站),使其为地区发展发挥作用。这个方向的推动手段还在摸索。
许多地区的志愿者对于志愿者中心的模式也很推崇,希望地区内立刻推行,但是吸取广西办公室关闭的经验,如果方式成熟并且有专职人员管理,才可以考虑。如果盲目推广,对志愿者造成的非常巨大的打击和伤害。若像长沙地区营员于2011年初合租的小房间“Rainbow之家”,用于物资存放和聚餐,是比较轻松的尝试,对于地区理事关系的促进,也是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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