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纪文读小学时便感染了麻风病。没多久，他姐姐也与麻风病打上了交道。6个儿女中，有两个儿女患上麻风病，何纪文的母亲，无法承受沉重的打击，在送何纪文进麻风病治疗村的第二天，便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几天后离开了人间。对何纪文来说，小小年纪，患上了受社会歧视的麻风病，而母亲的撒手人寰，更是让他极度地痛恨麻风病，怨愤社会上人们对麻风病的歧视。
每当志愿者或社会爱心人士进入龙州陇港康复村探望村民时，何纪文老人总会拿着自己的相机拍照，记录社会爱心机构进村开展活动的事迹。他一直有个梦想一一举办一个关于“消除麻风歧视，共建和谐社会”的图片展。但是因为曾患有麻风病，何纪文老人的左手有轻微残疾，手指弯曲，无法伸直。畸形而又不灵活的左手，常常不听使唤，拍照时，何纪文老人都吃力并小心翼翼地托着相机，但还是避免不了相机掉地上的危险。
他的房门上有一首改编自陆游《示儿》的诗，名为《明心志》“死去原知万事空，仍悲难与众人同，全消麻风歧视日，欢庆勿忘告乃翁。”消除麻风病歧视的愿望跃然纸上。”
这段话摘自JIA的志愿者写的文章《天不遂人愿，我当自奋强》，刊登在故事集《岁月》上。
纪录片《心愿》中，何伯自述患上麻风病的故事、人生经历和内心的挣扎。我们整理了影片记录者的一些思考与你分享。
一段不平凡的感情
我第一次去陇港康复村的时候，有一次和何伯聊天，他说他喜欢写诗，喜欢看书，还带我们看他的诗和照片。那时我深深感觉到何伯是个有故事的人，是个热爱文学的人。后来参加影像项目，我最想拍摄的人是何伯。
第一天找何伯，没有带相机和DV。刚过春节不久，天气还比较冷。何伯在房子生了火堆旁，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说：“何伯这么早起床啊？”他抬起头淡淡地微笑，只应了一声：“是啊。”接着又低下头继续弄那个火堆。我本身不怎么会聊天，瞬间不知道说什么了。心里觉得气氛有些尴尬。想起他的诗和相片，问他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看。何伯瞬间来了精神，带我走去空房子改造的书房。
进到房间后，不用我找话题，他就念起诗来，然后描述当时写诗的境遇，和当时的心情。讲完了一首，又继续讲第二首诗，他写的诗，大多是讲他患病后的一些经历和情感，我清楚记得他讲每一首诗时的感情和语气。
有一些诗是讲他漂泊不定的生活经历。因为曾经患过麻风病，所以没有回家，何伯乘着船在江上漂泊了几年，又在山上住了几年。他讲这段经历的时候，表情忧伤，可想而知，那些年的他生活是艰难的，内心是痛苦的。在一旁听讲的我，都能够想象到那种艰难的生活画面，我想或许在那个年代患麻风病的人都有着一段痛苦的回忆。
有一些诗是写给我们营员的。当何伯讲到这些诗的时候，忧伤的表情不见了，取而代之是开心、骄傲的。这些诗赞颂了工作营和一些营员。平常何伯很少说话，但是对我们的感情都深深地写在每一首诗中。
那天上午他和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家庭，他的妈妈因为他的病而去世，他的大姐因为家人患病受到歧视，不得不改名换姓……听了何伯的故事，我觉得我的生活比他们幸福多了，更坚信我去拍摄他的故事的念头。
拍摄的素材里，我最喜欢的镜头是，一个早晨，何伯站在门前，静静望向远处的山，神色平静，这样望着持续很久，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有一次我问他，他又淡淡地笑了，没有回答。
我眼中的何伯，喜欢读书，喜欢拍照，温文尔雅，思念家乡，关爱亲人，与世无争，喜欢把自己的感情用诗句表达出来。
他只是许许多多麻风病康复者中的一个个体，但当我和每一个麻风病康复村的老人接触，我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忧伤的回忆。
而经历了影像工作坊的我，对村民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亲情。
以前，何伯不远回顾经历过的苦难。但他又那么热切希望参与消除麻风歧视事业，想让更多人知道麻风病康复者的故事，所以勇敢地面对镜头。
2016年，南宁影像小组带着影片回到陇港康复村放映，何伯看着镜头里自己诉说过去的苦难，眉头紧锁；看到另一个影片里，黄叔大大咧咧唱歌，笑出了声。他说：“我支持你们拿去给更多的人看，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故事。”他鼓励志愿者继续拍摄，也参与到拍摄中来，虽然因年迈多病常常住院，还是坚持使用相机拍摄。
影片拍摄者之一王胡宁说：我们影片只是低创作水平的小成本制作，但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值得回味的纪录片，是他经过的历史的真实写照。
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家工作营主办了为期一年的“青年促使弱势发声影像计划”。
来自广州、湛江、南宁和桂林地区的18位志愿者参与，最终产出8个片子。
我们将这一系列康复者的故事，起名为《麻友集》。
“麻友”有两层含义：这些故事的主人翁都是麻风病康复者，他们彼此在生命中曾经有着相似的境遇，意为朋友；故事的主人公和拍摄讲述他们故事的志愿者，彼此之间亦为朋友。
这系列看得见的故事的背后一定会有着另外一些故事：它可能是拍摄过程中村民的变化，它可能是拍摄背后经历过的或有趣或曲折的事，它可能是拍摄者和故事主人翁之间的经历，它还可能是拍摄者本人或团队在过程的思考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