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收集毕业营员故事的时候，有人推荐了广州BUT的王轩。

王轩是很早期的营员。2001年工作营开始在中国开展，2003年他还在高中时期便和太郎一起参加广州花都康复村访村，2004-2008年大学期间积极参加、组织工作营，在广东从化赤草、清远杨坑、潮州岭后、茂名旦场，广西桂林坪山和湖南吉首禾库等康复村，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为了做工作营，他在中山大学东校区创立了Allshare协会分会。

王轩2004年在清远杨坑康复村

毕业这十年里，他先是出国留学，然后到北京工作，距离JIA和工作营的实际距离很是遥远。尽管毕业后参加工作营活动的次数也很少（仅有一次到广州出差时碰巧去了番禺访村），他还是通过不同方式支持JIA，包括做月捐、成为BUT，当JIA在北京做分享时积极参与，也很关注JIA在广州的活动。

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工作营，他现在可能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的中年油腻男，是工作营把他从这个世界里拉出来，走了一条不寻常的人生路。

以下，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与工作营结缘

太郎身材很魁梧，但是一点都不介意挤在一辆很破旧的面包车上。他跟我聊到了工作营的故事：麻风病康复者虽然已经治愈且没有传染性，但却长期承受社会歧视。工作营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并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除歧视。

太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这个很多中国人甚至都不知道的群体，我觉得自己作为同胞更应该做些什么，暗下决心以后也要参加工作营。

2005年茂名旦场工作营

2004年，我考上中山大学，前往广州大学城就读。当时广州大学城刚刚建成，我们是岛上第一批入学的学生。作为大学城最早参加工作营的学生，我开始在学校里做倡导，通过发传单、开展讲座，向其他同学分享参营的感受。慢慢地有同学参加工作营，而后我们争取到团委支持，在中山大学东校区成立了专门做工作营的Allshare协会。

毕业十年后和当年部分Allshare战友合影

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同学支持，一些同学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并积极参与工作营或者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看到同学们的变化，我觉得很受鼓舞。

参加工作营那几年，有几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次去康复村的时候，我觉得康复者的处境很悲惨，生活条件很差，但是离别的时候，村民们拼命挥动没有手指的手和我们告别，脸上露出非常爽朗的笑容，我当时就流泪了。我很受震撼，不禁思考：有许多腰缠万贯的人可能都没有他们快乐！到底是什么，让他们饱受苦难，却又如此乐观?

有一次在潮州岭后参加工作营，村里条件很差，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洗澡。一天天降大雨，有几个日本男生忍不住就在雨中洗头，看了一会，我们几个中国男生也忍不住，上衣一脱就加入他们，后来就是一场大联欢，我们在雨中嬉戏玩耍没有任何芥蒂。中日学生之间的这次“坦然相对”，让我们觉得友谊以及很多情感可以跨越隔阂，如果两国的政治家也来参加一次工作营，那我相信两国关系一定比现在好很多。

2006年茂名袂花工作营

忘记是在哪个村子，总之有很多次，我们去村子周边买菜，大学生和村民手牵手走进菜场里（如今这是工作营最常见的场景了吧？），一开始周边的人很惊讶，但是农村就是这样，没几天消息就传开了，从那之后，村民再到菜场里面买菜，给他们优惠和照顾的人变多了，周边小贩敢于进来康复村卖货了，医生也来得更加频繁了。小小的一些举动，深刻地带动着周边一群人的改变……

比如说，我大一入学的时候，录取我的是填写在第六志愿的社会学专业。我一心想转经济学专业，那时候我很想一毕业就从事金融行业的工作，也是受当时环境影响，比较浮躁。

后来，我完全打消了转专业的意愿。一方面受老师的影响，一方面受参加工作营等志愿者活动的影响，觉得社会学也挺有趣的，给我带来一个全新的看待社会的角度和方法，让我学会怎么去观察、分析、反思社会的现象，也更加深刻认识到社会运行的本质。

毕业的时候，我选择出国留学读社会政策与发展专业，与社会学、公益组织和农业的相关知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国际公益机构在华办事处，做了四年农村扶贫工作，前后在NGO工作了近五年。

我记得学校统计毕业生职业去向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归类，当时好像没有设置公益行业的从业类别，只能放在“其他”类别，我意识到自己走了一条不是寻常人走的人生路。

这条道路一走就是十年，我还在从事和农业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估计未来是离不开农业这个圈子了。

王轩近期和同事们开展扶贫工作的地点

如果没有遇到家工作营，可能我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公司职员，每天都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的那种人，然后慢慢变成一个中年油腻男。是工作营还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人生导师把我中拉出来，让我换一个角度看待世界，帮助我发现自己真正深爱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比钱都重要，我人生目标也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