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南地区麻风病康复村学生工作营质量影响调查报告

作者：早稻田大学平山郁夫纪念志愿者中心 西尾雄志（日本）

译者：蒙陆霞/卢小英/钟惠萧/庞辛欣/颜循芳/蔡洁珊（中国）

目录

序  调查目的

第一章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什么是工作营

第二节        调查方法

第三节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1）与工作营相关的职业

第四节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2）康复村周边居民

第五节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3）传媒的影响

第六节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4）康复村村民返乡

第七节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5）麻风病康复者的状况

第八节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6）当事者

第九节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之小结－从能量赋予的观点来看

第二章       扩大JIA活动的方法、过程及其背景

第一节        扩大活动的方法

第二节        致力于提高当地志愿者积极性

第三节        中国学生所处的经济社会背景

第三章       相关团体的建议

第一节        对JIA的评价要点（1）运作的透明性、民主性

第二节        对JIA的评价要点（2）对受益者表示敬意及自学过程

第三节        对于JIA今后开展活动的建议

结语

序  调查目的

当前，在麻风病治疗方法得到普遍确定，治疗药品可以免费发放的政策下，该疾病作为公共卫生历史上的一大问题，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控制。

在日本，有关麻风病的研究，始于近代初期，主要集中在针对麻风病人的强制隔离政策这一问题上。然而，如果说不站在日本近现代史发展的100年，而是站在这一疾病的起源上来思考该疾病经过的1000年的话，那么，目前我们想要实现的抑制麻风病的这一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表述为“人类悲愿的达成”。但是，这仅仅是对于麻风病作为一种“疾病的治疗”而言的情况。更深一层次的是当时社会针对麻风病患者的一些意识形态，即歧视、偏见等还难以真正消除，基于此，可以说人类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完全克服麻风病带来的影响。而随着卫生部门对麻风病疫情的不断防控，人们曾经对麻风病的歧视观念将逐渐减轻，同时，对人类曾共通的那段因麻风病而受迫害以及人权曾受侵害的历史也将逐渐忘却。

因此，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杜绝麻风病，构建没有麻风病的世界”，“构建没有麻风病引起的医疗及社会问题的世界”（汤浅 2002）这一目标也是很重要的。

2001年在中国开始的麻风病康复村工作营活动（集体居住型劳动服务志愿者），是由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发起组织的。当时，并没有中国当地学生参加。但是之后，随着2004年 “家－JIA”（ NGO，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的成立，中国学生开始有机会参加、甚至自发组织麻风病康复村工作营活动。随后，中国学生参加工作营的人数逐年上升，到2008年止，总共1625名志愿者的参加总人数中，有90％以上是中国学生。

表1）中国麻风病康复村工作营活动参加人数年度变化情况

 

Social Changes in South China, Presentation in ASEAN, Jakarta, HARADA Ryotaro, 2008

 

 

通过这样的人数增加，麻风病康复村工作营不但在中国国内固定下来，而且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部分参加了活动的学生产生了尝试或探讨中国国内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等国开展麻风病工作营活动的想法。

然而，对该活动进行的调查研究并不多，且只停留在启发性意义上。本报告的调查目的，就是客观评价该活动，明确其进行的可能性。

希望本调查报告能在向中国以外的亚洲各国介绍该工作营活动时起到参考的作用，主要总结为三点，即：

1、工作营给康复村、甚至康复村周边居民带来的深远影响；

2、推广JIA活动的方式、过程及其背景；

3、听取相关团体的建议。

第一章   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什么是工作营

所谓工作营，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基督教公谊会派（也称贵格会）发起的活动，日本的工作营是由美国公谊会服务团于大正时代关东大地震时引进，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固定下来。

目前，由于各式各样的NGO的传播，工作营活动得以在世界各国开展。另外，有的大学还引进此活动并将其为大学教育的一个环节来实施。

工作营通常出现在一些存在社会问题的地区，并以活动的形式在该地区居住一定时间（短则周末几天，长则几个月，一般为两个星期左右），来开展土木工作等服务性活动。在日本，常常被解释为“合宿型志愿者活动”或“劳动服务型志愿者活动”。

由于字数有限，在此不能对工作营作进一步详细的介绍。下面只对本调查中起重要作用的工作营的特点进行解释说明。

正如字面所示，工作营是由两个词语“工作（work）”和“营地（camp）”组成的合成词。直译即为Work（劳动）和Camp（野营、共同生活），工作营包含以上的两个要素。

这两个要素传递的直接字面信息和深层次信息，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其最终将对理解本次调查的意义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也就是说，劳动服务带来的是厕所、厨房等生活设备，即物质性的东西；而营地即共同生活带来的，简单来说就像“一起吃大锅饭的伙伴（志愿者和当地居民）”那样的有情感因素的人际关系。

本次调查的内容是：JIA组织的工作营活动带来的“非物质性变化”。因此，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工作营所含的两个要素中的“营地”即“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轮流为同伴准备伙食，在大房子中过杂居群体生活）带来的“情感的人际关系”上。如果说JIA的活动主题是麻风病问题，特别是歧视、偏见的问题的话，那么，更有必要将着眼点集中在工作营两个要素中的后者上。

表2）工作营包含的两个要素

	Work	Camp
直译	劳动	野营、合宿
即	体力劳动	共同生活
简单地说	建筑活动	和睦相处
由此带来的	厕所、厨房、修路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最终目的	良好的生活环境	无歧视、无偏见的人际关系
明确地说	追求“物的”富裕	追求“质的”富裕

第二节：调查方法

    要调查工作营带来的“质的变化”，有关麻风病歧视、偏见的问题将成为主题的中心。因此，怎样调查、以怎样的结果来显示其变化，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本调查也一样，这些都是让调查者感到忧虑的问题。在实施调查时，还反复出现了试验错误的情况。

要使调查更具说服力，就必须要出具一些数据来说明。下面，是对康复村村民进行的试验性的问卷调查。

表3）问卷项目方案

在工作营的帮助下， 来自亲人的电话联络           （增加/不变/减少/） 亲人的访问次数               （增加/不变/减少/） 自身回故乡的机会             （增加/不变/减少/） 到村外的机会                 （增加/不变/减少/） 到村外时，感到不愉快的情况   （增加/不变/减少/） 周边住民到康复村来的次数     （增加/不变/减少/）

    然而，把麻风病问题作为歧视、偏见的问题进行思考时，由于歧视、偏见和其他很多事情相关连，仅仅根据以上问题进行的回答来理解的话，有点牵强。

原有家庭关系、与康复村周边居民的关系、自我意识等，都是复合形成的。即使因为工作营的关系使其产生了变化的预兆，而这种预兆是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也不能就单纯地说“由于工作营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因为这样的说明是缺乏说服力的。

因此，本次对工作营给麻风病康复村带来变化的调查，最终并不是以数据来说明，而是试图通过各种事例来进行说明。

JIA平均一年的参加人数达到1600人。因此可以预计1年有1600例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的形成。这其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剧情、人生故事，本调查尝试从中收集代表性的事例，以“象征性讲述”来说明工作营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且，正如表4中所述的一样，为了这次调查，调查者走访了除沙渡溪村以外的所有麻风病康复村。（有关沙渡溪村工作营所带来影响的调查，委托给“家－JIA”的原实习生、曾参加过沙渡溪村工作营的一名志愿者：菅野真子。）

另外，对于上述问卷调查的回答，也作为参考资料收录在文章最后。关于那项调查，事先跟参加工作营的中国学生交待清楚调查项目后，由中国志愿者帮忙完成。

表4）调查对象的村庄及其特色

康复村 名称	所在省市	中国方组织工作营的团体 日本方组织工作营的团体	活动开始时间	活动特色
藤桥村	广东 高州	JIA广州地区委员会 Qiao	2004年2月	发起康复村附近高校活动、引导该高校的康复村访问
岭后村	广东 潮州	JIA广州地区委员会 FIWC关东委员会	2002年11月	日本志愿者村中住一年
平山村	广西 桂林	JIA桂林地区 FIWC九州委员会	2004年2月	学生发起的康复村村民返乡活动
禾库村	湖南 吉首	JIA吉首地区 FIWC关西委员会	2007年2月	BUT（广州已毕业志愿者）发起的康复者子女奖学金活动
沙渡溪村	湖南 吉首	JIA吉首地区 Qiao	2007年8月

第三节：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1）与工作营相关的职业

    从工作营给麻风病康复村带来的变化中，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所发生的变化也不同。这些变化可以从工作营开展时间较长的岭后村、藤桥村、平山村中看出来。

工作营开始初期，最初发生受影响发生变化的是康复村周边的城镇摩托车司机。毕竟，在康复村周边居住的人中，掌握麻风病正确知识或者亲身探访过康复村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

学生为了参加工作营而去探访康复村，然而，因为康复村位置偏僻，利用一般公共交通工具无法直接到达，只能租车或者搭乘摩托车前往。最初，由于原本对麻风病不好印象，也出现过不少司机拒绝搭载志愿者前往麻风病康复村情况。据岭后村周边地区的一位摩托车司机曾告诉调查者，一般来说，从外地来挣钱的司机会比本地司机的在这方面的抗拒心理更强。

司机们虽然抗拒，但也有许多硬着头皮来到康复村，并亲眼目睹了学生和康复者的交流。幸运的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过后会大大改变他们对麻风病的看法。以下是岭后村周边的一位摩托车司机的原话。

“在我7、8岁的时候，曾经去过岭后村附近。但还没有进过岭后村里面。当我开始用摩托车搭客了以后，有学生跟我说要我搭载他们去岭后村时，我有点蒙了。心想着会不会有事啊？并久久下不了决心。但是后来，看到学生们和村里人和睦相处的样子，才安下心来，他们都是正常人了。现在，我去岭后村接学生，如果他们还在忙着收拾行李，我就会和村里人坐下喝喝茶等他们收拾好。到了现在，只要是镇上的摩托车司机，几乎都知道岭后村的，而且，基本上乐意送客前往。”

随着工作营的不断开展，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除了工作营以外，还有许多学生利用自己的假期去探访康复村。可以这么说，只要是在一些工作营持续开展的康复村周边，就一定有把工作营志愿者作为顾客的司机。他们并不是作为志愿者，而是因为工作营志愿者需要搭车的关系前往康复村。除了司机外，担任工作营建设指导的建筑从业人员、卖白酒等生活用品店的配送人员等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跟康复村建立起了关系。他们因为自身的工作关系，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触了麻风病康复村工作营里学生们的活动，并由此了解了麻风病，接着便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曾经对麻风病不好的看法。

第四节：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2）康复村周边居民

以上对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变化即人们对麻风病看法的转变，通过与工作营密切相关的职业人员得到了体现。下面将要看到的变化，主要从康复村周边市场的人们来探寻。有关这点，笹川记念保健协力财团“世界的麻风病”第24页中也有记载。

另外，作为纪念某期工作营而定做的统一T恤衫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力。参加工作营时，学生们就经常穿着该T恤外出。市场上的人们由于经常看到穿着此类T恤的年轻人，而知道了有关麻风病康复村中工作营的活动。据说，在岭后村还有人因为这件T恤而给学生大打折扣。

在藤桥村附近也有类似情况。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到康复村周边的高校开展工作营宣传活动，接着，高校学生为此还有人去专门去探访藤桥村。

综上，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变化，从与工作营相关的职业人（出租车司机、建筑业人员等）到康复村周边市场，扩展到了跟学生相接触的人流中。上述主要是人们可以亲眼看见并接触的事例，下面的事例则是跨越直接接触的范围而发生的深远影响。

第五节：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变化（3）传媒的影响

在去岭后村的路上，我在岭后村所在地潮洲市的市区遇见了为调查提供帮助的原田燎太郎、蔡洁珊夫妇及其小孩。一天，我们正在路边小店上吃饭，只听店员笑咪咪地跟蔡搭起了话来。谈话的内容如下：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小岭后也长这么大了！”

后来，我还在离岭后村有12小时以上车程的藤桥村，被当地村民问到：

“你朋友原田还好吗？”

我才想起几年前原田曾经来过一次藤桥村的事，心想着这个人记忆力还真好。当我回答说他很好时，村民又继续问到：

“小岭后怎么样了？健康成长着吧？”

几年前原田来这个村里时，女儿岭后应该还没有出生。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便问了原因，这位村民便告诉我说“在电视上看到的”。原来不论是潮洲路边摊的人，还是住在远距离以外的康复村的居民，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原田燎太郎专访的节目。

由此，我感受到了传媒的巨大影响力。传媒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专访原田的节目上，还对工作营带来深远变化产生了影响。

在工作营开展数年后，地方报或地方电视台也都对工作营的情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从我手头上的资料可以看到，当地电视台对平山村的报道有3次，当地报纸对藤桥村的报道有4次、且大学学报也有过一次报道。对工作营存在历史最长的岭后村的报道就更多了。

由于报道的关系，附近的人们更加了解了康复村，并发生了以下的变化。

?政府官员的慰问（藤桥村）

?当地志愿者到村中开展支援活动（平山村、岭后村）

?职业歌剧团开展慈善演出活动（平山村）

    这样，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变化，经过传媒的影响，由最初的直接接触到参加的学生，扩展到不用亲身经历这样一个大范围。

以上看到的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变化，主要是对与麻风病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们产生的影响来看的。下面，将从对麻风病当事者起重要作用的人们的影响来看。

第六节：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4）康复村村民返乡

对于麻风病遗留问题，经常被指出的最难解决的问题莫过于患者与家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病情越严重越需要家人的协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为此，成立了“XX病家长会”等自我救助团体。然而，在日本虽然有很多麻风病支援团体，但却基本不存在麻风病家长会，可见麻风病问题中影响家庭问题的严峻性。

为此，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的、由学生发起的：康复村村民与学生结伴一起返乡的活动，就很值得重视。

返乡活动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康复村--平山村进行的。最初发起这项活动的是一位叫做李荣辉的青年。

最初，他在平山村做工作营时曾向每个村民提及过是否想回故乡，但没有一个人回答“想”。他感觉到如果不能与村里人搞好信任关系，活动就没有存在意义了。于是，他产生了要帮助村民实现返乡的想法，并试着从最有可能实现返乡的村民入手开始实施。所谓最有可能实现返乡，指的是与家人关系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并实际有过返乡经历，只是因为最近几年年纪大了身体活动不方便而没有回家乡。这样的人，如果有学生陪伴同行、照料，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返乡计划的。实施返乡计划时，不只是单纯地学生陪伴回家，还要用摄像机拍下全过程，并把视频给其他的村民看，把实况告诉他们。这样，应该就会激起他们返乡的念头。该计划于2006年10月实现了最初的学生陪伴返乡，到目前为止已有约10位村民实现了返乡愿望。

现在，李荣辉已经毕业并在广州开始了工作生涯。同时，返乡活动也转交到了新一批志愿者的手上。以下是他向后辈提出的返乡活动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1. 与村民的家人建立良好的信赖关系。

2. 向村民家人提供正确的有关麻风病的医学知识，打破关于麻风病的迷信。

3. 借学生陪伴返乡这一活动，利用款待客人的这一中国文化来实现返乡。

4. 实施返乡计划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尽量全面收集村民及其家人的信息。 下面将列出应该收集的必要信息。收集大量信息的方法，并不是拿起笔记本去调查，而可以在帮助干农活时趁休息时间或者是帮助村民洗衣服等照料村民起居时跟他们聊天，从中收集必要的信息。

收集的信息

村民自身的信息：

兴趣爱好（为了消除志愿者与村民之间的隔阂，并可作为返乡途中的话题）、特长（返乡后生活上是否能自立）、以往返乡状况、与家人的关系、语言、民族、有无户籍

村民的健康状况：

内伤状况、步行状况、其他疾病、精神状况、晕车（交通工具）状况（这点很重要）

家庭信息：

姓名、亲属关系、职业、年龄、与村民的联系状况、现在住址、联络方式、使用语言、对村民的态度

另外，为了提高计划实施的可能性，还准备了几个返乡方案。排在前面的是相对难实施的方案，越往后越易实施。

1.  返回家乡并留在家乡生活

2.  返回家乡并停留数日

3.  村民的家人直接探访康复村

4.  拍摄村民家人的视频留言

5． 让村民家人写信并帮忙转交

前面也提到过，家庭问题是麻风病问题中最棘手的问题。因此，着手于该项目的学生，经常因为不能顺利实施而感到失落。桂林的志愿者罗兰向我讲述了以上的情况，最后她还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以前有一个奶奶，我们都叫她钟奶奶。钟奶奶开始并没有说过想回家乡，但有一天，她突然说想回去看看。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邀请她的弟弟或孙子来康复村。实在不行的话，就拍摄其弟弟和孙子的相片或视频给她看。本来打算在2009年8月的工作营时实施。然而，就在工作营开始的前一天，钟奶奶突然就去世了。原来的其弟弟探访康复村的计划也就此终止。

“钟奶奶也许是感觉自己要不行了才说起想见一见家人。”

罗兰回忆道。在那次工作营活动中，听说罗兰去到了钟奶奶的墓前并说到：

“钟奶奶，

在奶奶您的墓前，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返乡对于村里人们的真正意义。”

另外，由于李荣辉发起的计划而能够顺利实现了返乡愿望的村民，在结束返乡活动后，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其一，活着回到了家乡。

其二，（眼前发生的）幸福居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最后，世界竟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七节：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5）麻风病康复者子女的状况

   对麻风病的歧视、偏见不仅发生在患病的当事人身上，也会波及到其家人。在以前的日本，在患者数量很多的时期，对年轻患者的子女的歧视很严重，其中的黑发小事件等就很有名。但是在当今日本，重新发病的麻风病人基本没有，原本由于担心发病而采取的隔离政策取消了，麻风病康复者的后代入学的问题等也得到缓解，只是给人深刻印象的都是些陈旧的历史问题。

然而在中国，那些偏远的的地区，因为麻风病政策还没贯彻到位等原因，即使是到了2009年，麻风病康复者的后代入学问题仍然存在困难。在这里介绍一个与工作营有关的事例。

2006年2月，小牧义美（星冢敬爱园）探访了在广东省西部的一个麻风病康复村。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女孩。她们都是康复者的后代，本身没有患病，都是到了可以上高中的年龄，都同样在麻风病康复村里居住。早上的时候，她们其中的一个叫阿蓉的女孩坐在自行车的后面，说是去上高中。目送她的是另一个女孩，那个叫阿萍的女孩并没有一起坐车去上学，而是在康复村里照顾身体残疾的母亲。小牧先生默默地看着这情景。

几天后，阿萍给JIA的代表原田先生打了电话：

“我想继续读书。”阿萍小声地说。

原来，阿蓉是因为获得了奖学金而能够去高中上学的。阿萍也曾努力去申请奖学金，但结果没能拿到，所以无法继续上高中。小牧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表示：因为自己曾经也因疾病的影响没能上学，但现在疾病过去了，不应让这些孩子受到影响，后来，小牧支付了阿萍的学费。因此阿萍可以上高中读书，和阿蓉一起上学。

2009年，这两女孩在高中毕业后，离开了广东省西部的麻风病康复村，来到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在走出村子后，中国严峻的经济情况对于曾长住于麻风病康复村的她们来说，需要经济独立是比较困难的。接着这个案例中，发生了如下的事情。

自2004年的2月开始，工作营活动就长期在这个康复村开展。有一个参加过这个康复村里的工作营的大学生志愿者，毕业后在广州从事与汽车有关的企业里工作，而他主要负责网络销售这部分的业务。与此同时，这个志愿者跟阿蓉联系，以公司业务拓展的理由，把她们两个人都安排到广州来工作。

之后，2009年8月，小牧先生因作为嘉宾出席JIA的网络会议，需要到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但是小牧先生行动不太方便需要使用轮椅，就这样，从广东省的广州市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两个女孩都一直坚持给小牧推轮椅。期间，小牧先生劝她们上大学读书，这是以前的愿望。虽然小牧先生希望继续捐助学费，但两个女孩都说不想读书，希望在广州工作。

联系两个女孩过来帮忙的工作营志愿者会说英语和日语。两个女孩说希望一边工作一边向那位青年志愿者学习语言（英语和日语）。对于在康复村的这么封闭的环境下成长的她们来说，与工作营的学生志愿者们相遇，还有国外的年轻人，很容易可以想象到她们感受到了外面绚烂世界带来的吸引力。这个时候，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她们是对其有具有很大兴趣的。一直希望她们继续读书并打算说服她们的小牧先生给出了其他建议，但她们拒绝了，并开始了在广州的生活。据说，在后来，她们还成为支持JIA活动的一个团体的成员（由工作营志愿者的毕业生组成的“BUT-Buck Up Team”）。最终，她们自身成为支持JIA活动的人。

现在，BUT以各种形式支援着JIA的活动，其中一项是，支持在康复村生活的康复者后代的奖学金活动。以下是该活动负责人在2009年的JIA的网络工作会议的部分活动报告。

“在（麻风康复）村的孩子的成长，承载着村里所有人的希望和梦想。

这些孩子，因为家人曾经患病（麻风病，而带来社会歧视的原因），却不能上学。

因此，我负责Buck Up Team 奖学金项目。”

当时，在现场听到这个报告的小牧先生，立即表示自己希望捐出10万日元，并说了以下的话：

“我没有能去上学、读书，都没有任何一张毕业证书。

只因为，我患了麻风病，被强制隔离。

但是，我一直都很想学习。

在疗养所的那段时间，我是很悲观的，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我不想让村子的孩子出现我曾经那样的感觉。

基于此，我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希望BUT能有效地利用这些钱。”

第八节：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6）当事者

最后，作为最重要的观点，工作营给麻风康复者当事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沙渡溪村有这样的一个事例报告：刚开始和学生不怎么交往的村民，在营员的多次努力下，他们的话匣子被打开了，变得像决了堤的水，止也止不住。

另外，据说在平山村，刚开始工作营的时候，村民以前一旦看到学生们直接握着自己那些弯曲的手指，村民们都会问“你不觉得恐怖吗？”。随着工作营的开展，慢慢地，村民们也不再这样问了。对于在工作营或者在工作营以外的活动（例如访村）来的学生，村民们都会像平常对话那样说“嘿，你们又来了！”

在康复村里生活的村民由于被隔离，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在异常狭窄而且有限的世界里生存着。很容易想象得到，对于他们来说，康复村外面世界的印象，一直都是停留在被隔离之前所遭遇到对麻风病的歧视和偏见最厉害的时期。

因此，康复村中的悲喜交集，虽然程度不同，但很多的康复者紧闭心扉，默默地寂静地生活着。也就是说已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朝着抑郁的方向生存的状态。也许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对握着自己手的人说“不觉得恐怖吗？”，那种状态和他们说出这种话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在工作营里在和学生们的交流过程中，村民的这种意识和态度在慢慢发生变化。看着学生没有恐惧和讨厌麻风病的态度，村民第一次认识对于麻风病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于是，村民们自己也开始展现他们变化中的意识和态度。

平山村里面的一个村民说了下面的话；

“人们对于我们的一切感到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人向我展示“我并不觉得你可怕”这样的态度，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帮助。”

第九节：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之小结－从赋予的观点来看

根据上述所说的，在工作营带来的深远影响上，那深远影响从赋予的观点来看，会有什么发现呢？

赋予，虽然其概念是在以福利为主的对人进行援助的领域开始使用，但是现在在福利以外的领域，也就是第三世界发展的领域等也在使用。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某种原因被剥夺权力的人们获得权力”。具体的说就是，社会里被周围环境所迫的残疾人或弱势群体，通过各种途径让他们获得社会的力量和鼓舞。

基于此，赋予的思考方式是这样的，赋予要关注被排除在社会边缘的人的意识。问题不只在于人被排除到社会边缘这样一种社会状态，而在对于这种状态以“没办法”的态度来放弃、妥协。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赋予也考虑到被排除到社会边缘的人们的本身的意识。所以，赋予的思考方式是“让人客观地认识到以往被压抑地接受宿命论的状态，从而作为主体，批判性地认识到这种状态的可改变性的一个过程。”（成富1998）这样一种重视“意识化”的思考方式。基于此，施行赋予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被压抑者的主体性抽取出来。

就如刚才举例的村民的话中很贴切地表现出来的那样，生活在康复村里的村民们以“人对自己所患的病觉得恐惧，那是没有办法的”的态度，对于社会对麻风病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做宿命论的妥协。然而，他们亲身体验到学生志愿者对他们不恐惧，不讨厌的态度，于是，那种已经内在化了的宿命论的被压抑的状态就会慢慢发生改变。

然而，“让人客观地认识到以往被压抑地接受宿命论的状态，从而作为主体，批判性地认识到这种状态的可改变性的一个过程”的程度，就是说能够看见的主体性在康复者中也有强弱不同的事实存在。举个例子来说，以日本的小牧义美（鹿儿岛敬爱园）和中国的欧镜钊（杨坑村），他们都一样，以工作营为契机，举行关于麻风病的演讲活动，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工作营的活动中来，这是充分发挥康复者自主性的例子。以此来改变那“命中注定被歧视”的过去。

然而在麻风病问题方面，考虑康复村中康复者的平均年龄的话，期待很多的人能够像他们二人发挥主动性应该是不现实的。另外，如果我们关注一些细小的变化的话，在外来年轻人面前，首先确认“你怕不怕麻风病？”这种村民的态度的变化也很重要。有这种态度的村民，经历过一些工作营之后，开始和学生说“哦，你又来了。”这样的日常对话，这虽然是很小的变化，是很小的主体性的发挥，但是因为只是日常小事，所以反而带有其重要性。

另外，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甲坪麻风康复村中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了方便在村里居住的有腿脚残疾的村民，当地的NGO提供助行器。但是，那里的村民不太了解助行器的使用方法，就这样，把助行器放在一边，很少使用。然而由于村里开展工作营以后，参加工作营的学生志愿者们向村民说明了使用助行器的方法。于是在工作营结束的最后一天里，为了和学生们告别，原本腿脚不太方便的村民使用助行器，来到学生的身边跟他们告别，据说有村民还是第一次使用助行器。这个虽然也是很小的变化，但也可以说是由工作营给村民带来的确确实实的变化吧。

第二章    扩大JIA活动影响的方法、过程及其背景

第一节：扩大发展活动的方法

截至2009年11月，JIA的活动地方涉及到华南地区的五个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湖南省、湖北省），2008年工作营的数量达到83个。根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华南地区项目负责人郭慎宇所述，这样的规模相比于其他中国的NGO（非政府机构）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关于这个事实，也通过这次进行调查的亲身体会，说明一下。例如，我去了很多地方像广西壮族自治区或湖南省等，到这些远离中心城市的村子做调查，在康复村里常常可以见到工作营学生志愿者的身影。即使是在不进行工作营的时期，学生们也会利用空闲去访问村民，帮助他们干田地的农活，和村民们一起看电视等等，很自然地和村民们在一起生活。对村里的工作营参加者进行跟踪调查，即便回到了所生活的城市，当地的学生志愿者和曾在学生时代参加过工作营的毕业生，也会时常自发聚会、聚餐并分享活动经验。一次大的聚会约有30到40名的中国志愿者聚集在一起，我曾随便问过一个坐在身边的中国学生“你都认识这里所有的人么”，回答是“不认识的人倒是有很多。”就这样，工作营已形成了超越学生们之间一般的人际关系，这在中国华南开展工作营的地区已经变得很普遍。

那么，JIA是以怎样的方式来使活动扩大到如今的规模呢？在听了那个工作营活动的规模扩大的过程的时候，发现那是很草根的方式。

首先是取得与负责麻风病问题的主管部门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联系。这里的CDC是省级的。取得联系的方法是，起初JIA当时作为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的一部分来取得联系。后来JIA从汉达独立以后，通过各种途径门路来取得联系。由志愿者确定计划后前往疾控中心向负责人介绍JIA，说明工作营的活动。然后获取开展工作营的许可，若是市级的疾控中心，可向上面的省级处请示并获得批准。

志愿者向省级和县级的CDC介绍工作营的相关情况后，然后实地访问麻风康复村、向村民介绍工作营，再到对每个村的需求进行调查评估。

调查完村子的各种需求后，接着就到康复村附近的当地大学去。这个时候，也不是直接和大学相关办事处取得联系，而是找到曾经的工作营参加者的朋友，让他们向康复村附近的当地大学学生做介绍。通过本校学生向学校说明工作营的事情并取得开展讲座宣传的许可，同时确定校内场地后，招募参加的志愿者。

 

第二节：致力于提高当地志愿者积极性

王志伟先生回答了关于工作营在中国本土化的问题，他本人也曾在学生时代参加、组织了工作营，现在是JIA的兼职员工。

对于工作营活动本土化，他说，现在参加的志愿者，也就是说中国的参加者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活动”，这样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他最初在参加工作营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活动。因为他觉得“在工作营中，组织活动的（责任）一直以来全部都是韩国方志愿者承担”。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发生了这种角色转变呢。王志伟自身也在思考：工作营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吗？他表明根据工作营需求的调查，运作工作营的资金也变为中国人来承担。从那时候起，“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活动”这样的想法才开始（在王志伟心中）萌芽。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工作营本土化”的意识萌芽。

谈到JIA的活动为什么可以在中国华南地区的5个省份如此广泛地开展，他说了如下的原因：一是志愿者有做决策的空间；二是志愿者自主开展工作营；三是JIA并不是直接管理各省的工作营，而是让志愿者自我管理。

还有也多亏了学生志愿者的热情，还有理解工作营的赞助商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因素。

JIA运营的其中一个特征是，给志愿者决策权，尊重他们的自主性。这是JIA的代表原田燎太郎根据最初的体验和FIWC（友好国际工作营）的做法相结合而成的。在FIWC的其中一个工作方针里有关于这个方面清楚的标语：尊重志愿者对工作营的自主性，那是“不采用多数人决定的法则，由想做的来做，不想做的话绝不强硬牵拉。这个是基本原则”的做法。

最大限度地尊重自主性，如果从其它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说是自主性和表里一体的责任同时发生。虽然说只要是根据康复村的需求，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为了实现满足康复村需求的目的要准备这一个组织的责任，以及发起活动需要筹资金的责任，这两个责任同时担负成为提高当地志愿者积极性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中国学生所处的经济社会背景

在日本，工作营也是通过较多的NGO（非政府机构）在国内外开展。虽然如此，即使是调查了工作营的事例，但是像JIA这样，把特定的社会问题作为使命，在当地产生1000以上地参加者，这样的事例是很少见的。这意味着，在工作营的事例中，可以说像达到JIA那样规模的例子是很少见的。为了探究当中的理由，有必要探讨开展工作营的国家的青年一代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

如今在中国“90后”这一词语已成为热门话题，这个词的意思就是“90年后出生的人”，90这个年代与大部分中国工作营参加者的出生年代相一致。

这个所谓的“90后”反映的是今昔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过去在日本也是，最新年代的人有着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于是被叫做“新人类”。还有，今昔的大学生也被把“宽裕教育”时代表现为“平成出生”时代的大学教育者们所担心。大学的教育者感到恐惧，对于世代之间价值观的隔阂所存在的代沟，这是每个时代都有的事情。

对于“90后”这个词，JIA的兼职员工王志伟（1984年生）作了以下比较说明。

“在我生活的年代，小学生一个星期的零用钱大概1或2元，而现在90后的却是一天就10块。90后是吃进口的零食长大的，但是我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零食。”

  正如从这个故事所说的一样，首先享受在中国经济成长恩惠环境中的“90后”，意味着不知道何为贫穷。还有，“90后”不仅限于表示经济方面的含义。在中国80年代出生的有些地方可以有两个小孩，所以家里有2个小孩的较多。但是到了90年代后出生的，完全是出现只有一个小孩的局面。而且80年代出生的童年时代，即使在中国的城市里相对比较来说，还是地域共同体或社区存在的时代。所以即使年龄有差异，和住处附近的小孩一起玩耍并不稀奇。但是到了“90后”的幼年时代，遇到了中国城市共同体的完全破坏期。所以地域之间一起玩耍的越来越少，同时加上网络的普及，朋友之间通过网络来联系的变得很常见。

王志伟还说，“90后”与其说是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恩惠的一代，不如说是在单一的环境中生活，与人的交际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这些都没有掌握好的一代。

通过与年代较早的工作营参加者交谈，感觉得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一个他们 可以放松地，自我的存在的空间。在家里或大学里都找不到这种地方，经常感觉要窒息一样的生存着。 JIA的员工陈跃及其代表原田也这么指出，工作营对他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归宿”这样的感觉。

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存在感，从与他们交谈的内容可以得知，他们看待去康复村的事情并不是说“去康复村”，相反而是更多地说“回康复村”。同样的也有以下话语。如“村里的康复者们就像是自己真的爷爷奶奶一样”、“康复村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等等。即使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隔离象征的康复村，对于“90后”一代来说,形成了“很舒服的、很想回去的地方”调查者对于这一想法，有着极深的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去康复村这个事情，就像在日本的重大节日回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去的感觉一样。

同样让人感兴趣的是，有着这种表现的不仅局限于中国的“90后”，日本的工作营员们也有着共同点。虽然与本调查的主题有若干脱离，但是有个日本营员在说到参加工作营的体验时，是这么形容的“如此被他人发自心里的亲切对待，被人真心的等待着等等，是出生以来在工作营里第一次体验到的”。说出这样话的她，如果是在不幸的家庭环境或经济环境下成长，又背负着艰苦的过去，那么她这么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问了她的成长经历后，从中学开始在私立学校上学，毕业于名牌大学现在在海外工作，乍一看很辉煌。但是经历了 “父母的年收入”一直是朋友间话题的中学时代，她对生活还是感到疑问，心情也十分郁闷，只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她在工作营中，会更难客观的面对着父母描述的幸福和自己所想的幸福的问题。她现在在海外工作，放假的时候还回到那个康复村。她说是因为在以前人生里感到漠然的疑问和心情的郁闷，和在康复村里度过的时间之间，有着很深的关系。

第三章    相关团体的建议

第一章是围绕以工作营给康复村、甚至康复村周边居民带来的深远影响为中心来探讨的。第二章是概括了JIA这个志愿者协会扩展活动的方式和所参加的中国年轻一代来做分点概括。接着在本章，将从其他相关组织的人的眼里稍微客观介绍一下。

到目前为止，作为工作营相关团体并对JIA进行资金提供的有三个组织，分别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中国致力于麻风病问题的汉达康福协会，还有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CDC）。这里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在这三个组织里，来自湖南CDC的魏科长根据自己在医生的立场，针对JIA的活动做了一下评价。“作为医生的我们可以治愈患者的疾病。但是却治不了由疾病带来的在心底里的伤痛。为了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学生们在尽一切努力。”

在第一章里所探讨的由工作营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是与康复者受伤的心灵有着密切的联系。魏科长所指出的，JIA通过活动达到的目的，其本质在医生的立场来看可以说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在上述三个组织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郭慎宇对JIA的活动做了更加系统的评价，请允许我根据对她的采访内容作以下报告。

采访的合作者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皮肤科麻风病防治科 魏中和科长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RBF） 中国华南项目负责人 郭慎宇（美国籍，现住纽约） 汉达康复协会 秘书长 陈志强

第一节：对JIA的评价要点（1）机构运作的透明性、民主性

作为对JIA的评价，RBF郭慎宇指出了其经营的民主性。在RBF负责支援华南非政府机构（NGO）项目的她，到目前为止见过很多中国的NGO。她认为JIA的运作模式很特殊。

例如，中国很多的NGO都是根据最高领导一个人的意见来进行全体工作，但在JIA却是其机构代表原田在信赖所有的员工的基础上，对此产生的意见来做评价。

例如，即使是慎宇因有事务要和原田见面，原田也肯定会让其他员工一起出席，提出意见。一般来说，在中国的NGO中，由高层领导来单独处理与赞助方的会面是很正常的，而让其他员工一起出席并阐述自己的观点，能够获得这种机会员工是很少的，能这样做的机构也是很少的。相对的是JIA的代表原田，他会让员工一起出席，即使是在谈论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很清楚地分配员工们的责任，并让他们好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保持着这样的民主的运作方式的同时，JIA活动也以非常快的速度在中国华南地区扩大。慎宇这样评价道：在那时，JIA认可了在各地区的委员会的自主权，因此也更好地调动志愿者积极性。

对于很好地提高年轻志愿者积极性的成功之处，汉达康福协会的陈志强也作出了评价。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表示了存在的担心，同时虽然JIA的活动得到扩展是可以肯定，但是一旦发展得过快，活动就会在没有很好传达JIA的理念和精神当中扩展下去。也就是说应该需注意一下，避免出现一些还没有理解JIA的目的就盲目加入的参加者。还有就是对于今后的活动，他还指出了要明确长期构想的重要性。

他们作为NGO的代表，并且有很多机会直接参与到志愿者活动中，来自他们的评价和建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第二节；对JIA的评价要点（2）对受益者表示敬意及自学过程

慎宇知道JIA的活动后感到有一点很惊讶的就是，JIA对康复村进行需求调查时使用的问卷表格的详细度。从这个项目的细节，便可以感受到JIA对康复村村民的重视程度。

与一般的NGO相比，她做了以下评价：多数的NGO都善于为了提高吸引力做宣传。仔细地打听一下就知道，受益者或者当地的需求往往会被忽略。她指出JIA并没有陷入这样的误区。

还有另外的一点对JIA的评价，她举出了JIA的自我学习过程可以继续加强。也就是说，这是每一次员工遇到难题，也就是说一旦遇到什么问题，毅然克服困难，然后在困难当中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学习进程的意思。

关于这方面，JIA的代表原田如是说：在中国持续开展这样的志愿者活动，会不断迎来新的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紧接下来的问题也许会比前者更困难。在其中必须好好培养核心员工，但是他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梦想。也为了达到这点，原田希望可以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他们可以去国内外参加活动，让他们和各种不同的人接触。

第三节：对于JIA今后开展活动的建议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BF）项目官员郭慎宇对JIA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  注册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这点，关于工商注册上获得法律地位的这件事的探讨，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秘书长陈志强提醒JIA要注意避免税务方面的负担成为机构最大的负担。）

·  怎样把这个志愿者网络持续并且发展下去的问题。（关于这点，陈志强指出，那个时候，作为NGO持有长远的明确的愿景，享有使命的重要性。）

·  确保核心工作人员的培养以及员工最低薪水的保障（中国的NGO也在增加，NGO的员工的福利保障问题日益凸显。）

·  为了培养核心员工，增加员工的到其他NGO学习的机会，和外出的机会是很重要的(含海外)

·  资金的获得、中国的特殊情况

在中国关于NGO的资金的获得，并没有一种固定的好的方法。在中国NGO资金的筹备由于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JIA吃着苦也经历了沧桑。虽然在做讲座的技巧或沟通交流技能方面JIA的水平绝对不差，但是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JIA一直在为获得资助方面操心。

·  在筹备资金方面虽然国内外都有在进行，但是构建当地的合作关系很重要。

·  关于组织的透明性，不少人对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持有可疑态度，有必要注意。

·  RBF的主要工作是在支援华南地区的环保问题，JIA的活动也受到她的特别关照，因为有可以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原因，所以她也一直在支援着JIA（这在RBF的支持对象来说，是非常罕有的例子）。在这之前，RBF一直以来支援着很多不同的NGO，但是JIA是最让她震撼的活动。她的同事们都是JIA的支持者，非常喜欢也都在支持JIA的活动。JIA有着很多NGO应该学习的地方。希望JIA可以更加努力越办越好。

最后

 在中国的55个麻风病康复村中的开展工作营，近1600名志愿者参加。这点在很多方面有着特别的影响。

在本调查报告的最后，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罗列出所有的东西。笔者在得到充分调查时间和接受赞助者提供的资金之后，仍然还有在其中碰到的与工作营有关的事等没有全部一一报告出来，对此感到遗憾。

而在华南五个省的康复村里工作营所涉及的效果如果一一罗列出来的话，恐怕会有一本书，肯定有比本报告书于10倍以上的量。在进行本调查时所用的纸张，就笔者用以记录材料的袖珍笔记本已经达到了500多页。

在这里想提出的建议是，将每年举行的JIA网络会议中的各地区代表的活动报告编录成书。每年都举行的这个网络会议，是5个省的各地区委员会代表进行活动报告的难得机会。为了使这些文件广泛地共享，在会议结束后，向各地区委员会的发言人收集报告内容并将其用文字记录好。在向亚洲各国推广工作营活动的时候，这些整理好的记录内容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成富正信《能量赋予的实践理论》社会科学第四号-- 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科，1998

笹川记念保健协力财团--《世界的麻风病》，2007

汤浅洋--《麻风病现在与将来的对策》《麻风病学术杂志71》，2002